手抄報一：校園暴力我國現狀

最高法的調研報告首先說明，校園暴力在我國時有發生，但是情況復雜，違法與犯罪交織，且多數事件未進入司法程序追究法律責任，加上目前缺少統一的事件報告、統計制度，導致難以了解我國校園暴力發生的真實情況。去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從2013-2015年各級法院審結生效的校園暴力刑事案件中抽取100多件典型案件樣本進行了梳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此類犯罪的特點，最高法刑一庭審判長冉容介紹，校園暴力犯罪案件涉及的罪名相對集中。針對人身的暴力傷害比例最高，其中，故意傷害罪占57%，故意殺人罪占6%。

校園暴力涉及的罪名還包括尋釁滋事罪占10%；性侵、侵財犯罪各占12%，還有很小比例的聚眾斗毆罪與綁架罪。

報告統計數據顯示，抽查樣本涉及的159名未成年被告人中，已滿十四不滿十六周歲的被告人占 35%；已滿十六不滿十八周歲的被告人占65%。

冉容介紹，雖然我國規定，十四歲是可以承擔刑事責任的年齡，但是，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被告人只對八類嚴重暴力犯罪承擔刑事責任，所以，未滿十六周歲的放在比較輕微的校園暴力行為，沒有進入我們刑事犯罪處罰的程序，所以相對來看，這一百多件案件中，處罰的高中生及職業高中的未成年被告人占比較高。

抽取的案件樣本顯示，持兇器作案、造成人身傷亡后果比例較高。“全國的校園暴力案件我們當時看了一下，大概持兇器的占30%多，選的這100多件案件里，持兇器的達到了49%，基本上是一半了，這些孩子一般是帶彈簧刀、水果刀、獵刀……主要帶刀具的比較多一些，而且造成的后果非常嚴重，這一百多個案子，造成被害人死亡的 占35%，重傷的占32%，也就是60多起案件將近七成的被害人要么死要么重傷，不能說明全部問題，但是比例是非常高了。”

被告人作案后自首、與被害人達成賠償諒解協議的比例分別占49%、54%。通常是構成犯罪以后，公安機關將孩子拘留或抓捕，通知家長，家長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判刑情況統計顯示，致被害人重傷的32起案件中，宣告緩刑的22件，占68.75%；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4件，占12.5%；致被害人死亡的35起案件中，宣告緩刑的8件，占22.86%；三至五年有期徒刑的4件， 占11.43%；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12件，占34.29%；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10件，占28.57%。

報告認為，理念存在偏差，對校園暴力的危害性認識還不夠的問題比較突出。如何做到寬容而不縱容，社會還缺乏共識。從近幾年處理的校園暴力事件來看，有的地方認為校園暴力是青少年成長過程中出現的小問題，主要強調教育、挽救原則，沒有意識到對于那些社會危害性大的失足青少年，懲戒實際也是教育、挽救的一種重要方式，對同為未成年人的被害人的平等保護還不夠。

我們應該正確的認識到，對于被告人，實施欺凌的被告人，我們要挽救、教育，但是對被欺凌，被傷害的孩子，更應該得到法律和社會的關注和保護，因為他們，一是守法者，二，他們是弱者。

專家觀點

大多數研究者都認為，學生對上學感到厭倦是欺凌弱小的先兆，學校應該開展豐富多彩的學生活動。

澳大利亞南澳大學的里戈比認為：我不認為法律是解決校園欺凌問題的成功途徑。在很多情況下，它僅僅是在提醒孩子，他們的所作所為是錯的。

一些專家還認為，教孩子如何積極參加社交活動而非僅僅做一個旁觀者，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另一個有效途徑。

手抄報二：校園暴力原因分析

一、個性張揚中的偏狹自私與冷酷

相當多的家長越來越困惑于讀不懂自己的孩子。孩子越大，接受的知識越多，和家長間的隔閡往往就越深。其實這種隔閡的焦點，就是兩種不同價值取向的相互沖突。無論是做家長的，還是做子女的，都是立足在自身價值取向的基礎上，試圖用自己的價值觀來規范對方的行為，這就勢必要產生矛盾。

問題的關鍵是總有少數家長的價值取向是非理性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家長總是希望孩子能在學業上和品行上都出類拔萃；另一方面，出于一種原生態的本性，又時刻擔心孩子遭受挫折或蒙受委屈，這種兩難中的家長，大多學會了通過物質或其他途徑來補償的辦法，以此來求得自己內心的平衡。

然而這種補償多數情況下被演化成了一種放縱——文化課學習之外的放縱。由于放縱，孩子個性中的很多弱點被淡化忽視，許多違反行為規范的舉動被認可甚至縱容。這些小錯的點滴積累，慢慢地養成了孩子個性中的偏狹自私與冷酷，使得孩子在處理問題時不能通過理性和規范來約束行為，而是率性而為不顧后果。因為從小到大，在相當多的孩子的腦海中，就沒有貯存過關愛他人與人為善的傳統美德。寫滿他們人生詞典的，都是競爭是殘酷是為了目的不擇手段。

正是這種極端的個人中心思想，養成了孩子惟我獨尊的畸形心態，形成了遇事只考慮自身利益、漠視他人存在的偏狹性格。在這種心態的支配下，一旦自身利益受到了外界的侵犯，就立刻會采取一些極端行為來進行反擊，其中就不乏通過傷害對方身體或者性命來發泄自身的憤怒的殘忍的“江湖仇殺”行為。

二、萬千寵愛集一身的價值取向錯覺

隨著獨生子女現象的出現，“4+2+1”的家庭結構形式，使得1個孩子處于6個成年人濃濃關愛的包圍中。這6份關愛的交匯，織成了一張厚重而溫柔的網，呵護起孩子從童年到青年的一切，遮擋住孩子可能遭受的挫折和坎坷。

但正是這愛的網，人為地割裂了個體的孩子和整個社會的有機交融，使得孩子的活動，絕大多數情況下被局限在這要風有風要雨得雨的狹隘范圍內。在這個狹小的家庭王國中，孩子是當然的國王，是可以左右家庭一切活動的最高權威。孩子的要求，無論是對的還是錯的，多數情況下，總會獲得滿足。于是，一切的付出都開始扭曲了，成了一種理所當然的支出。孩子心靈的田園，喪失了感恩的思想，只有唯我獨尊的莠草沒有約束地漫延。

當孩子的心中充徹了自我中心的思想意識之后，他的價值取向也就滑入了錯覺的泥淖中。這種錯覺，養成了他不能承受任何輕視嘲弄，更不能承受肉體和精神傷害的脆弱心理。而一旦這樣的傷害成為了事實之后，他們總會或是無法應對，躲避退讓，最終成為忍氣吞聲的被傷害者；或是惱羞成怒，憤然出擊，選擇他們認為最好的“江湖”方法來解決問題。

更嚴重的是，極端寵愛中長大的孩子，往往自覺不自覺中就形成了別人必須聽從于我的錯覺。他們把這種錯覺帶入了校園，在和同學交往的過程中，總是希望時時刻刻能站在上風，希望大家都能聽命于自己，希望是“老大”。然而，有這樣心態的孩子太多，“老大”卻只能是一個，矛盾自然也就產生了。大家都要做“老大”，學校又不可能來排這樣的位次，家長對此也是無能為力，如何解決呢？只有用從小說和電視上學來的方法，通過“江湖決戰”來解決問題。而這樣的“老大”形成后，其自身又確實能體味到一種滿足，其他弱小者為了不被欺凌，或主動或被迫地總要巴結討好他們。如此，又反過來助長了他們的病態心理需要。

三、教育懲戒功能喪失后的放縱

當教育民主被哄抬到一個不切實際的高度之后，教育就成了一個什么人都可以指手畫腳的行業。教育的神圣外衣被媒體用尖刻的文字描繪成了一個令人望而生厭的黑斗篷。從事陽光下最偉大的事業的教師，也時常被定格成了一種“禽獸”。所以，絕大多數學校再不敢輕易地處分一個學生，哪怕這個學生已經無惡不作。更有的省份干脆由決策機構下文來統一規定，徹底廢除中小學校沿襲多年的最高處分——開除。

然而，教育永遠都不是萬能的。失去了必要的懲戒功能后的校園，并沒有出現想象中的那種人人知書達理的好現象，反而是因為沒有了高懸在頭頂的“達摩克里斯利劍”，一些原先收斂的惡行便都敢于公開表現出來。這些校園病毒又相互感染，使得原本健康的校園文化肌體上開始出現塊塊腐爛的肌肉。

懲戒功能的喪失，催動了畸形心理的自由萌發，使得丑陋和猥褻都變得無所畏懼；反過來，這些個性中的丑陋，又在懲戒的日益退縮中越發的強大起來，并慢慢地自發凝結成一個個的團體，形成了帶有明顯江湖色彩的小集團。這些小集團，常常為了點滴小事而發生毆斗，甚至是團伙持械玩命，嚴重地干擾正常的學校教學，也直接危害了社會治安。但即使如此，學校能采用的，也還是一個說服教育。這種說服教育和那血淋淋的砍殺相比照，是多么的蒼白無力。

四、教師權威地位顛覆后問題歸屬的誤判

與教育懲戒功能的喪失同步的，是“師道”的尊嚴掃地。在中學生、特別是高中生的眼中和心中，教師僅僅成為了一種最沒有用的讀書人的代名詞。教師失去了應該獲得的尊重和感恩，師生間的關系、教師和家長間的關系也日趨微妙起來。在相當多的家長和學生心目中，老師成了單一的出售知識的人。家長學生與老師間的關系，就是一種顧客和銷售員的關系。這種價值取向，又反過來影響著老師們的工作情緒，使得一些教師也自動地進入家長和學生劃定地這個“售貨員”的角色中，成了除了教授知識別的就一概不加過問的甩手掌柜了。

教師權威地位顛覆帶來的后果是很明顯的。首先是師生間喪失了一種相互的理解和信任。學生遇見了無法解決的問題，不再愿意去征詢老師的意見，不愿意向老師敞開自己的心扉；而老師也是只從表面上依照學校的量化條款來接近學生，心靈深處的空間中，卻很少有一塊領地能真正屬于學生。學生和教師成了真正的被管理者和管理者的關系。其次是同學間發生糾葛時，告訴老師并請老師幫助解決成了一種無能的體現。而且，大多數的孩子還認為老師根本就解決不了問題，要切實解決好糾紛，依靠的只能是自己的力量和自己所歸屬的小團體的力量�？梢哉f，學生們在推翻了教師的權威地位后，又依照自己的經驗，確立起了通過強權來獲取尊嚴并替代老師權威的新的地位觀。

這種完全依照少年的懵懂而生發出來的新地位觀，眼下正成為越來越多的中學生的價值信仰。在此信仰的操縱下，同學間的糾紛便有了新的“處理條例”，力量、財富和容貌等世俗社會用來評價判斷人的地位的標準，成了這新的“處理條例”的基礎，也成了裁定問題歸屬的新權威。這“法外法”撇開了所有發生矛盾時該走的正道，刻意地把原本簡單的問題，上升到類似江湖紛爭的地步，使得單純的校園，平添了幾分恐怖江湖的陰云。

五、對強權政治、黑惡勢力、暴力游戲與灰色文學的認同與膜拜

相對于書本的說教，游戲和影視文學以其鮮明生動的形象特征，在更寬廣的思想空間上影響甚至左右了青少年的道德和價值評判。暴力游戲的快意殺戮，港臺影視的黑社會英雄，在青少年心底播種的就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對邪惡的認同和膜拜。

這種建立在非理性基礎上的認同和膜拜，內化后又成為了部分“問題少年”處世的準則，使得他們在待人接物等多方面都體現出一種對主流社會的反叛和仇視。因為反叛，他們便只想依照自己的規矩行事；因為仇視，他們便采用極端的手段來對待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