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一片“誓叫日月換新天”的革命熱情高漲的1958年，隨之而來的是大蕭條的恐慌。那時候家里很窮，奶奶會做酸醋，空閑時就會到集市上賣，貼補一些家用，而我父親在地里種了很多柳樹，長大了，就砍下來拿去集市賣，一根賣幾毛錢，一車能賣幾塊錢。
小時候我喜歡畫畫，還喜歡擺弄“電器”。許家�。何业娜松壽E從性格上來說，小時候的我屬于調皮型，沒事就帶著比自己小的小孩去站隊，練習立正稍息，并以此為樂。
高中剛畢業我和堂兄一起嘗試做生意賺錢。那時，販賣是農村比較通行的“打工”方式，比如把石灰、煤炭、大米、稻草等物資從一個地方運到另一個地方，賺取其中的差價。
1977年，中斷多年的高考恢復了。我聽到消息，第一時間報上了名。不過因為時間倉促，沒考上。第二年，我花了5個月的時間準備，回到高中的學校復習補課。住的是破房子，蓋的是一床滿是補丁的被子。記憶里最深刻的一個場景是：自己帶到學校的饅頭和地瓜餅，過了三天就變霉長毛。但是還是舍不得扔掉，洗掉霉點以后繼續吃。
1978年，我終于如愿考入武漢鋼鐵學院，成績位列周口市的前三。接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我收到了父親的禮物——一塊梅花表。讀小學的時候，有天晚上，我跟父親說，如果考上了大學，能不能送一塊梅花表。沒想到我父親竟然答應了。10年后，父親踐行了他當時的允諾。
1982年，大學畢業后我被分配到了河南舞陽鋼鐵廠。10年之后，我懷揣2萬元離開舞鋼南下尋夢，從一名處級干部變為了一名深圳打工仔。在舞鋼，我是管理幾百人的領導；到了深圳中達的幾年，我是個小業務員，對著姑娘小伙子都喊師傅。當時選擇去中達的貿易公司，因為從第一眼我就覺得公司有個好老板。從他身上我學到了很多管理公司的經驗，我一直很感激他。
我剛到深圳，跟著一位姓鄧的師傅出差到廣州做貿易，去遠洋賓館，他們打了一輛的士奔向目的地。那是我第一次坐“小車”。
到深圳后的第3個年頭，我開著一部標致車，車上除了司機和他，還有一個出納和一個業務人員，總共4個人，躊躇滿志地來到了廣州，成立了一家名為鵬達的房地產公司。
廣州的項目幾乎是白手起家，當時鵬達的珠島花園一個項目就為母公司中達凈賺兩億多。但是我的工資卻依舊低得離譜，一個月才3000多元，養家糊口都困難，怎么繼續干下去？到了1997年，我就自己創辦了恒大。
現在想想，歷史就是這么奇譎。假如當年公司給我是10萬元或20萬元年薪，我可能就不會去想創業了。
恒大上市的號角在2007年已經吹響，那時候我們已經開始儲備大量人才，提高樓盤品質，囤積大量土地。但到了2008年，受金融危機等影響，恒大地產的上市竟然擱淺了�！拘腔鹱魑木W 】
在輿論的渲染中，這成了當年地產界最悲壯一幕。當時10個人里面9個人都說恒大要倒下，地產界“百日巨變”的預言甚囂塵上，很多人等著恒大倒下以佐證自己的預見性；而我當時也被描述成失敗者以及可憐的“野心膨脹者”。
那么困難的時候，恒大的900多名中層以上領導，沒一個離開恒大。事實證明，我們用強大的意志和毅力熬過來了。
我從小跟著奶奶長大。對于我來說，奶奶就如同一位老母親。以前家門口有塊石頭，奶奶就坐在石頭上等我放學回家。記得上小學的第一天，我把剛學會的那句“我愛北京天安門”念給奶奶聽時，年邁的奶奶興奮得忘乎所以。初中的時候我給奶奶畫了一幅素描畫，一直掛在正房北面的墻壁上。
我跟我太太是在舞鋼工作期間認識的。員工都以我為楷模，對太太好。工作的確太忙，最對不起的人，一想起眼眶就會紅的人，還是太太。太太對我非常放心，給我的自由度很大。從來不問我干什么去了，她太了解我了。
凌晨三四點鐘回家睡覺，睡一會兒就起床去公司，這是我長年累月養成的習慣。有時候開會或者應酬，回家晚了，怕吵醒太太，就躺在沙發上將就一夜。而我的太太也一樣，夜里有時候睡不著，擔心自己翻身會吵醒我，就跑到沙發上睡。
她有學歷，有自己的事業，但是為了照顧我，都放棄了。我一直記得1995年，太太因為宮外孕被送進了急救室，生命有危險。為了不打擾我工作，她硬是沒讓醫生給我打電話。我是第二天才從朋友口中得知的，開了一個多小時的車去看她，心里異常忐忑。
我沒有亂花錢的習慣，經常在辦公室吃盒飯。經常深更半夜開會，一開就是一個通宵，如果真餓了，就讓家里給我送個饅頭，或者捎個湯面過來。
我最愛的夜宵是熱干面。我的夜宵里，10頓里有5頓都是熱干面。在武漢上大學時，惟一奢侈的消費，就是吃學校旁邊一毛錢一碗的熱干面。為了這一毛錢，我還挨過老師的批評：“你是領助學金的人，還吃一毛錢這么貴的東西！”
2009年，恒大上市當天，市值達到了422億元，我才知道自己當時成為了內地新首富。但是我并沒有感到很開心，反而覺得無奈。做了首富有啥好處？除了別人心里不平衡來盯著你，甚至不明真相的人來罵你，其實真的沒啥好處。但是你的企業上市了，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藏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