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教授在《中國翻譯詞典》序中說：“無論是從歷史的長短來看，還是從翻譯作品的數量來看，以及從翻譯所產生的影響來看，中國翻譯都是世界之‘最’。”這就是說，中國翻譯堪稱世界第一。但究竟是什么使中國翻譯成為“世界之最”的呢？從王秉欽教授這本翻譯思想發展史中也許可以找到答案。
王教授這本書“以思想為經，以人物為緯”，提出了近百年來中國翻譯思想史的發展主線，那就是嚴復的“信達雅說”，魯迅的“信順說”，郭沫若的“創作論”，林語堂的“美學論”，朱光潛的“藝術論”，茅盾的“意境說”，傅雷的“神似說”，錢鐘書的“化境說”等。一言以蔽之，中國的翻譯思想體現了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轉化。所謂信，就是必然王國；所謂雅、美、創作、藝術、神似、化境，則是自由王國。
再看一下20世紀西方翻譯思想的發展，無論是奈達的“動態對等”或“等效翻譯”，卡特福德的“功能等值”，或威爾斯的“受者等值”，強調的都是一個“等”字。因為西方譯論學研究的都是西方語文之間的互譯問題，而據電子計算機統計，西方語文之間同多于異，有90%以上可以對等，所以他們提出了對等的譯論。但是西方語文和中國語文之間卻是異多于同，只有40%左右能夠對等
，因此，對等譯論只能解決40%左右的中西互譯問題，50%以上的問題都要用“創作論”或“藝術論”的思想才能解決。高健在《外國語》總第90期上說得好：“等值等效說比較更適合于以資料、事實為主的科技翻譯，而不太適用于語言本身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的文學翻譯；換句話說，它更適合于整個翻譯階程中較低層次的翻譯（在這類翻譯中一切似乎都已有其現成的譯法），而不太適合于較高層次的翻譯（其中一切幾乎全無定法，而必須重新創造）�！边@句話一語中的，說出了中西翻譯思想的差別：西方譯論只能解決低層次的科技翻譯問題，而中國譯論卻能解決高層次的文學翻譯問題。
此書以思想為經，提出了中國傳統翻譯思想的十大學說；又以人物為緯，分析了幾十個翻譯家的理論和實踐。如果要用一句古語來概括中國傳統翻譯思想，我想可以用孔子說過的“從心所欲，不逾矩”。例如嚴復的“信達雅說”，“信”是“不逾矩”，“雅”是“從心所欲”，他翻譯的《天演論》第一句就是證明。魯迅把suffer（受苦）譯成“含辛茹苦”，多少也有一點“從心所欲”，不過程度比較輕，而“不逾矩”的程度更大。郭沫若把韋伯《夜》詩中的fainter,dimmer,stiller（更模糊，更朦朧，更安靜）譯為“愈近黃
昏，暗愈暗，靜愈靜”，“從心所欲”的程度大于魯迅。林語堂把李清照的“尋尋覓覓”譯成so dim,so dark（如此朦朧，如此黑暗），“從心所欲”的程度大于郭沫若。傅雷把羅曼·羅蘭的marcher（前進）譯成“頂天立地”，那幾乎是無中生有了。王佐良在談到穆旦翻譯的《唐璜》時說：穆旦的“最好的創作乃是《唐璜》”，更進一步打破了翻譯和創作的界限，擴大了自由王國的領域，幾乎不能算是“不逾矩”了。從嚴復到王佐良，可以看出中國學派翻譯思想的演變�！皬男乃钡姆秶诓粩鄶U大，“不逾矩”的范圍在不斷縮小。而西方的翻譯思想始終停留在“等”字上，只談“不逾矩”，不談“從心所欲”。所以西方譯論無法解決中英互譯，尤其是文學翻譯的問題。至于文化問題，則更不是西方譯論所能解決的。例如李白名詩《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中國的傳統文化重視家庭團圓，所以看見農歷十五前后圓圓的明月，就會使離鄉背井的游子思念自己的家庭。而西方只有團聚，沒有團圓的概念，見到圓月并不容易聯想到團圓。因此如果只按照西方的對等論去譯，就不能傳情達意，不能傳達原詩的文化內容。而根據中國的再創論，可以把“明月光”譯成a pool（池） of light,這就是把月光比作水了。再把“思故鄉” 譯為I’m drowned in homesickness（沉浸在鄉愁中），又把鄉愁也比作水，這樣月光和鄉愁就有了聯系。英文讀者也更容易理解。
本書還談到融合中西翻譯思想的“多元互補論”等，那就要看新譯論能否解釋舊的翻譯精品，產生新的翻譯精品了。而本書總結了從“信達雅”到“互補論”的思想，可以說是為翻譯界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20世紀中國翻譯思想史》于2004年由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2011年7月，作為大學教材在韓國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