詐騙是犯罪手法中很特殊的一類犯罪，其完成至少在當時需要被害人的完全配合，所以說詐騙案必定有其特別之處。騙局的種類千差萬別，但總體上一定具備兩個特征之一，或是全部，即貪婪和恐懼。

  貪婪與恐懼與其說人性的弱點，不如說更是人性中的特點�？謶峙c貪婪直接對應著人的安全感和自我實現的需要，只是走到了極端之后一種心理反應。貪婪絕不是欲望強烈那么簡單，更重要是一種“最小化付出，最大化獲取”的思維邏輯，所以最早的小騙局都以人性中貪婪性的特點設計為主，比如流行至少百年的“撿錢平分”、冒充高人招搖撞騙等等，在飽受各種騙局之苦后，民間也相應摸索出了“便宜就是當”，“不想占便宜就不會吃虧”等等民間智慧，所以雖然貪婪型的騙局依然可以大行其道，但奏效的難度也是越來越大。 恐懼型騙術最早應出現在各種邪教的傳播過程中，直到現在“東方閃電”等邪教還在利用世界末日之類的災難性恐懼蠱惑人心，小型騙術中的消災驅魔也屬于此類。但隨著科技進步，非接觸性的電信詐騙出現了，僅憑電話作為交流媒介，面對一筆筆巨額的被騙損失，筆者研究發現，此類騙局基本上都是運用了制造恐懼的特點。在取得被害人基本信息資料后，最初是直接威脅事主參與的洗錢等犯罪，后來是通過郵包內發現毒品、電話欠費等事由引出被害人身份信息被盜用，再迂回到涉嫌洗錢等犯罪�？傊�，犯罪分子都是在營造一種涉及到事主人身或財產安全的恐怖氣氛，而且犯罪分子都是在冒充公檢法機關人員，用“協助調查”作為威脅，通過指定“安全賬戶”、“下載安全軟件”等等方式，事主因此產生足夠恐懼后，隨之也就“入局”了。當然不能排除，這其中有公民信任公檢法機關的因素，但因恐懼而產生的信任本身不也是一個悲劇嗎？ 對比國外的電信詐騙也是高發，但美、日等國還是以“中獎免費參加豪華郵輪旅游”和“安排與偶像見面”等等貪婪型騙局為主。不能說國外此類恐怖型騙局就一定沒有，至少可以說明利用公檢法強力機關身份制造恐懼感的騙局在法制相對發達的國家一定是鮮有市場。由此可見法制教育還有著另一重社會意義，所以我們絕對不能把電信詐騙簡單歸結為公民素質問題，法制理念的普及，使公民明晰公檢法強力部門的權利邊界同樣也是一個防范電信詐騙的重要途徑。
當然僅貪婪與恐懼并不能涵蓋所有騙局，比如還有一種情感型騙局，如“猜猜我是誰”、QQ盜號后的冒充好友、親屬詐騙等等是利用了人際交往之中的情感因素，但情感類與貪婪類騙局一般都不會使事主蒙受傾家蕩產之類的損失，但恐懼類騙局的殺傷力則要大得多的多，也側面說明了當前法制理念普及的緊迫性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