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種種原因,食品衛生不安全事件在我國各地仍時有發生。因此我國政府在認真履職和積極做好餐飲單位食品安全監管的同時,應該始終堅持未雨綢繆,重視借助新聞媒體,有效的防范和控制,加強食品衛生監督,將確保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作為媒體工作的重點之一。
銷量，那就讓那家媒體為其報道所造成的經濟后果買單 就和三鹿應該為其結石奶粉買單一樣。我們的法律和法院放在那里，就是專門為了解決這類問題的；即便媒體報道不完全屬實，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一個簡單的常識是，媒體監督不是給政府找麻煩，而是幫助政府和社會共同發現并解決問題。媒體不僅是社會的眼睛，幫助公眾及時發現并避開風險，其實也是政府的“耳目”。雖然上級政府也能通過內部渠道了解下級的不少事情，但是內部信息畢竟是極其有限的；級別越高，離基層越遠，直接的社會信息越有限，也就越需要通過直接來自社會的媒體傾聽社會的聲音。近年來，從孫志剛事件到甕安群體事件，高層都是通過媒體報道及時了解并處理某些產生全國影響的公共事件。
這些報道看上去產生了“負面影響”，反映了當地社會的某些不和諧，但正是通過媒體揭露這些不和諧，我們的社會才可能真正走向和諧；否則，如果像石家莊市政府那樣“管控和協調”媒體，及至安全隱患變成現實危機，那又如何可能實現和諧？畢竟，和諧不只是表面的太平，而是內在的安定。要體察民情、解決矛盾、實現和諧，我們離不開一個多元而負責的媒體。
三鹿奶粉事件表明，食品安全確實需要行政監管和司法保障，但是更需要媒體監督。
近期，隨著多寶魚、紅心蛋等食品安全事件的集中出現，“監管”又成為引人注目的話題。
與紅心蛋等多種有害食品靠媒體監督才得以曝光不同，多寶魚可是監管部門的“功勞”，這值得百姓叫好。的確，媒體的主要職能是傳遞信息，監督只是該做的工作之一，可絕不是主業，至于食品監督，更只是監督職能中的一部分而已。可如今，太多的問題由媒體承擔，相關職能部門卻無所作為，可以想見，在如此情形下，還有多少有毒食品存在于餐桌之上而沒被發覺。畢竟，媒體的此項“食品監督技能”不是專業，不能對所有的食品問題以及隱蔽的安全隱患予以制約。
不過，在為監管部門叫好之余，也有些問題不得不提。比如我們的食品安全監管是否能不僅僅在流通環節“顯威”，而是從生產環節就開始抓起？這樣才能確保百姓食品安全，最大限度減少經濟損失。
就拿多寶魚來說，監管部門發現了問題固然可喜，可是，這多寶魚是怎樣“游”上市民餐桌的？要知道，這其間可要經歷不少檢驗環節啊，難道就一路暢通無阻？再說河北的“紅心蛋”，據說已經生產了好幾年，就愣是沒人管�？勺屑毩私猓瓉�，包括食品藥品管理、農業、質監、衛生、工商行政管理和商務等六個行政部門都對“鴨蛋問題”具有管理權力和責任！都負責的結果，就是平時都不負責，而出了問題誰都負不了責，問責也就沒了頭緒。
此外，像河北紅心蛋，即使加了蘇丹紅也沒提高多少利潤，關鍵是生產者懵懂無知，由此，我們希望相關職能部門在完成監管職責、告知生產者“什么不能用”的同時，最好還能夠建議生產者“最好用什么”——當然，這要求也許過高了吧。
媒體對食品安全的關注對維護社會正義、保障民眾的健康權益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有人不這么看。6月13日，由國務院食品安全辦和衛生部共同主辦的“科學認識食品添加劑”座談會上，衛生部新聞宣傳中心毛群安主任說，很多媒體在報道的時候，把食品添加劑就等同于非法的食品添加物，而這樣的偏差對老百姓了解食品工業、了解食品的安全會產生誤導。甚至稱，如果哪一個很大的誤導公眾的信息，對極個別的媒體記者，將建立黑名單……“我要提醒我們的記者、我們的媒體要注意，不要由于我們的疏忽，由于我們不夠嚴謹的工作態度，而給我們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給我們國家的食品工業發展造成一些負面的影響”。(綜合6月14日人民網、中國網消息)
從這個發言中，我們不難發現毛群安主任對于媒體報道食品安全有兩層意思：一者，造成目前公眾對食品安全的不信任都是媒體的過錯，這是別有用心的媒體和記者在中傷中國食品安全，所以要對這部分媒體和記者加強監控，必要時建立黑名單；二者，作為媒體自己也不能亂說話，不能因為報道“給我們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給我們國家的食品工業發展造成一些負面的影響”。而食品行業的責任也僅限于對使用添加劑宣傳不到位。
這樣的觀點簡直“撼人”，媒體監督食品安全是否做到位，不僅無功，甚至還有大過了；食品領域的危機居然不是出自自身，而是來自記者和媒體的報道；食品行業遭受重創不是因為食品安全不到位，而是媒體說了不該說的話。不可否認，媒體確實有一些責任，比如在添加劑的問題上。但問題是媒體不是食品專家，記者也是普通人，他們的判斷是直接站在普通人的認知上或者稍微高于普通人的認知――既然是給人吃的東西，那么能不能用添加劑？因為添加劑的種類實在太多，專業名詞也太難以理解，老百姓和記者也不可能把所有添加劑拿過來研究一番，那么他們的監督就只能停留在初級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