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食品安全問題頻繁曝光，不少人懷念改革開放前的食品，似乎那個時代的食品是綠色安全的。但事實上中國直到90年代初期才有綠色食品，在此之前人們對食品綠色與否并無概念；農業生產過程中，污染和農藥殘留甚至比現在有過之無不及。
近99%未經處理的污水被直接用于農田灌溉，65%人口在不知情下食用了“鎘大米”。
40年代起北京附近就已開始利用工業廢水灌溉農田，1957年更是列入了國家科研計劃，開始興建污水灌溉工程。盡管1972年制定了污水灌溉暫行水質標準，但由于北方水資源短缺，污水灌溉面積依然逐步擴大，到70年代末已約占全國污水灌溉面積的85%。污水灌溉已大面積使用，污水處理技術卻仍舊滯后，50-60年代最大日處理量僅5萬立方米左右。據中國歷年城市排水和污水處理情況統計，直到1978年全國每日污水處理率亦不足1.56%。也就說，近99%未經處理的污水被直接用于農田灌溉，致使全國1/5的耕地土壤遭受不同程度的重金屬污染。而其中鎘金屬在食物中的吸收累積力甚強，人們一旦食用，短期的不會立即顯現，長期的則會在10-30年間逐漸出現鎘慢性中毒癥狀。據日本資料顯示，每天少量攝入鎘，50年后有10%的人會出現蛋白尿等腎功能異常的現象。
另據美國農業部專家研究表明，水稻是對鎘吸收最強的大宗谷類作物，而中國近65%的人口都以稻米為絕對主食，并在對污水灌溉以及土壤污染問題不甚明了的情況下食用了“鎘大米”。但因土壤污染具有隱蔽性和潛伏性，直到10-20年后人體才逐漸顯現鎘中毒癥狀。其中，最典型的是廣西桂林思的村，當年多位土壤學者在論文和講義中直稱那里不少村民具有疑似1931年日本富山縣鎘污染致人體“痛痛病”的初期癥狀，而歷史數據亦顯示該村耕地土壤早在60年代前就已被鎘污染。然而，這樣的食品安全事件直到2010年被媒體曝光后才為人們所知曉。此外，沈陽張士灌區1962年開始引用污水灌溉稻田，直到1974年才有條件監測出灌區糙米含鎘量，當時最高已達2.6毫克/千克，是國家允許值0.2毫克/千克的13倍，20多年后更是測出稻田含鎘量達到5～7毫克/千克，而當地居民尿中低分子蛋白陽性率亦在逐年增加，也就是說慢性鎘中毒已對他們的腎臟器官造成影響。
對有機氯農藥弊端無知的情形下，20世紀50-80年代巨毒農藥已處于使用高峰期。
糧食種植過程中，土壤除了受無處理污水灌溉影響，亦受到巨毒農藥侵入。1950年以后直至60年代中期，糧食生產廣泛使用滴滴涕和六六六等多種有機氯農藥。可因有機氯農藥具有揮發性小、使用后消失緩慢以及難于降解等特性，一旦通過生物富集和食物鏈的作用，土壤中的殘留農藥就會進一步得到農集和擴散。而進入人體的有機氯農藥則會在肝、腎、心臟等組織中蓄積，或通過母乳排出，或轉入卵蛋等組織，進而影響后代。
伴隨著有機氯農藥被大量用于水稻種植及糧倉貯藏等方面防治蟲害，其帶來的殘留毒性愈發引起世人關注，特別是美國生物學家卡爾遜于1962年出版《寂靜的春天》首次喚起了公眾對滴滴涕危害的認識。但由于20世紀上半葉滴滴涕為防止農業病蟲害貢獻不小，拯救了大約2500萬人的生命，此書的觀點在當時頗具爭議。直到60年代中后期科學家們才發現滴滴涕在環境中非常難降解，不僅會在動物脂肪內蓄積，致體內含滴滴涕的鳥類產軟殼蛋而不能孵化，更甚者是在南極企鵝的血液中也能檢測出滴滴涕，這才讓世人真正意識到了它的危險性。美國即刻在1972年禁止使用滴滴涕，中國則到了1983年才頒布完全禁止令。也就是說，此前人們絲毫不覺得此種農藥對人體有害而大量使用。據中國農藥史考證，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正是該類農藥使用的高峰期�？梢�，在完全禁止之前，大部分水稻均在此種農藥環境下生長。
在上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初，中國為防治水稻稻瘟病和小麥銹病大量使用高毒、高殘留、高危害的醋酸苯汞（賽力散）和氯化乙基汞（西力生）等有機汞農藥，而這種防治則是通過用其粉劑拌種來實現。但由于汞的殘留毒性大，拌過藥的種子受藥物影響，種植后殘留于大米中，經食用而致人中毒。據文獻記載，曾在浙江等地就發生過多起有機汞中毒事件，被曝光的就有金華縣某村于1970年秋食用含氯化乙基汞的大米，致使該村發生443例汞中毒事件。
大米國家標準直到1986年才出臺，散裝銷售不當保存導致黃曲霉毒素滋長。
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中國百姓的生活米糧均有糧店憑借糧票統一銷售，由百姓自提米袋到糧店購得。大米既無包裝，也就更無保質期和產品水分說明而言，而當時的百姓亦無大米僅有3至6個月保質期的常識，以致食用者壓根就不知道吃進肚里的大米到底是產于何時、何地，水分含量多少，該如何存放，又可放置多長時間。在南方地區，因氣候炎熱潮濕，在無良好貯藏條件下，含水量高的大米存放久了便會發霉生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