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文化的概念是在Chernobyl災難之后形成的，然而，在組織的行為、決策和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該組織信念和態度影響組織的安全行為，這個觀點卻不是現在才有的。事實上，本世織30年代Heinrich提出的多米諾骨牌理論就是基于這個前提，即：有利于事故發生的社會環境被排在導致一個事故序列的五個骨牌中的第一位，然后是人的失誤、不安全行為等。在此之后，人們在該領域做了許多研究，最終發展成了“安全文化“。

　　當代“安全文化”這一術語的基本含義是要建立一種超出一切之上的觀念，即系統的安全問題由于它的重要性要保證得到應有的重視。安全文化不是安全行為的簡單綜合，而是存在于單位和個人中的有關安全的種種特性和態度的總和，是更側重用于構造、理解、規范安全行為的知識體系。安全文化既是態度問題，又是體制問題；既和單位有關，又和個人有關；同時還涉及到在處理所有安全問題時所應該具有的正確理解能力和應該采取的正確行動。

　　安全文化的表現形式有兩個主要方面。一是體制，由單位的政策和管理者的活動所確定；二是各級人員響應上述體制并從中獲益所持的態度。安全文化的成功也取決于該兩方面的因素，即政策和管理方面的以及每個人本身的承諾和能力。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國際核安全咨詢組(INSAG)對安全文化體制中的三個不同層次(決策層、管理層和個體)就他們在安全上所承擔的不同責任和義務進行了明確而具體的劃分。

　　由于安全文化特別與個人的行為有關，更因為許多個人承擔著安全責任，所以，安全文化除了要求嚴格地執行良好的工作方法之外，還要求工作人員具有高度的警惕性、科學的見解、豐富的知識、準確無誤的判斷能力和強烈的責任感來正確地履行所有安全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