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曝出的浙江一些權力部門和單位搞“特供基地”之事，在食品安全不斷惡化的背景下，引起了輿論反響。很多人就質疑，當官員們尤其是監管者通過權力能夠享受到無毒無害的有機食品，自己的食品安全得到保障后，他還會盡心盡力地去打擊各種危害食品安全的行為嗎？
　　百姓的詰問是有道理的。某種意義可以說，正因為政府部門尤其是對食品安全負有監管之責的部門對日益泛濫的有毒有害食品根除沒有信心，才會利用手中的權力建立食品特供渠道先把自己小圈子的食品安全保障好。只要自己能夠吃到放心的蔬菜食品，百姓能不能吃到，不在自己的考慮范圍之內，客觀上無疑會松懈食品安全的保障力度。惟有監督者自己也隨時受到有毒有害食品的威脅，才可能盡心盡力地去考慮老百姓的食品安全問題，從而對各種有害食品安全的行為進行嚴厲打擊。這乃是人性使然。
　　但現在監管者選擇了先確保自己的食品安全。權力部門這樣做，當然是因為他有條件如此行事。這就說明，不管監管者自己是否明確意識到頭腦里的特權思想，社會都客觀存在特權和等級現象。一個社會，要完全杜絕特權和等級是不可能的，總會基于各種條件，產生特權和等級，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們競相去效仿，建立自己的特權圈子，而社會并不去阻止�，F在的問題恰恰是，“特供食品”并不只是媒體曝光的一些案例，從商家喜歡為某種產品打上“特供”來看，社會普遍存在著“特供”心理需求，這又進一步反證了目前的食品安全的確堪憂。
　　任何特供，都表明一種物品的稀缺性。計劃時代如此，當前的各種食品特供現象依然如是。只不過前者是普遍的物資短缺，現在則是讓人放心的物品短缺，可稱之為一種結構性短缺。因此之不同，計劃時代的特供，是作為一種制度，一種按權力大小分配資源的特權和福利，普遍存在于官員隊伍里，它明確與權力和官職掛鉤，權力越大，官職越高，所能得到的特供也就越多；當前的特供，則還未形成一種明目張膽的制度，它只是少數部門和單位借助于權力，為自己部門建立的一種福利，享受這個福利者，不單是單位領導和官員，普通職員也能得到。但不管怎樣，特供存在本身，說明特權現象深深扎根于我們的社會。
　　假如社會多數人都想通過特權來謀取建立特供體系，從而使自己免受物資匱乏或免受有毒有害食品之苦，結果必定是食利者眾多，生產者愈少，出現更多的物資匱乏，更多的有毒有害產品，最后導致整個社會不堪重負。蘇聯就是一個鏡照。正如有研究者認為，二戰后，蘇聯的生產效率一直在提高，但是國民生活水平改善緩慢，原因就在于龐大的特供體系霸占了經濟增長的大部分成果。特供體系下，特權與職務掛鉤，并擴大到家屬，致使黨政機構設置越來越多，干部隊伍越來越大，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特權食利階層。另外，特供制度一開，最初可能僅是食品，僅限于特供商店，但后來由于各種物資和服務短缺，特供體系也就深入到服務業，如醫療保健、子女教育、休閑旅游，甚至連空姐和飛行員都是特供的。特供除了滿足特權階層的消費需求外，也是黑市商品的主要來源。這樣，特供系統雖然穩定了干部隊伍，但特供機制對經濟增長毫無貢獻，從而導致社會的負擔越來越重。當整個社會的產出無法滿足特權階層的龐大特供需求時，最后必定會把國家經濟拖跨。
　　有鑒于此，198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近期做幾件群眾關心的事的決定》明確指出，取消對領導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固定供應點的所有食品一律按市價、按市民定量供應；價格從經營業務接受物價、工商部門的監督。雖然特供作為一項制度在中國已經廢除，可人們頭腦里的特權思想和等級觀念并未清除，各種明里暗里以不同形式出現的特供在社會上還大行其道。浙江一些部門出現的特供渠道不過是最新的一例罷了。
　　特權的特征是只要占有就不愿廢除。尤其在各種食品添加劑泛濫的情況下，當少數官員能夠享受特供的綠色食品時，會更加珍惜自己手中的權力，并用這種權利建立特供基地。畢竟誰也不愿意在生活質量上走下坡路。所以，當特供盛行時，食品安全形勢不是得到好轉，相反，只會進一步惡化。